在香港學習中文，學生對儒家思想可謂耳熟能詳。無論是閱讀卷中的經典選段，或是寫作卷中的名言引用，儒家的理念在書本筆記上總是佔據一席之地。然而，當我們談及「諸子百家」，你又對其他學派了解多少？是否只熟悉孔孟之道，卻對墨子、韓非等人一知半解？
本篇文章將聚焦於「墨家」與「儒家」兩大思想體系，從倫理觀、政治觀與經濟觀數個層面，結合不同經典篇章，比較二者在治國理念與社會經營上的分別。
一、儒、墨倫理觀
儒家：由親至疏，層層推展的「仁愛」
在儒家思想中，「仁」是最核心的道德觀念。孔子認為「仁」是一種能統攝各種美德的理想人格，而孟子則強調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」（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），指出仁心的起點，源於人對他人痛苦的不忍。從這種不忍見一人受苦的心，逐步擴展至關心家人、同胞、以至天下人，甚至愛惜動物與自然萬物，正好體現儒家主張的「由親及疏」的仁愛之道。
孔子亦曾對弟子曾子說過：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」（《孝經‧聖治》），指出道德的培養必須從親近之人做起。這種由內到外、由近而遠的愛，既符合人之常情，亦與儒家的「禮」之觀念息息相關。孟子亦表達了相似的觀點，如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（《孟子‧梁惠王上》），以及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（《孟子‧盡心上》），說明愛應從親人開始，再推己及人，直至普及萬物。
墨家：「兼愛」與「非攻」的平等倫理觀
與儒家「由親及疏」的愛不同，墨子則主張一種無分彼此、人人平等的「兼愛」。他認為，正是因為當時人們各自只顧私利、互不相愛，才導致家庭爭執、國與國互相攻伐，社會動盪不安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，墨子提出「兼愛」的主張，強調應一視同仁地對待他人，如同愛自己一般。他指出：「若使天下兼相愛，國與國不相攻，家與家不相亂，盜賊無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則天下治」（《墨子‧兼愛上》），意思是若人人實踐兼愛，社會便能和諧安定。
此外，墨子更將兼愛推展至國際層面，提倡「非攻」，即各國之間應互不侵犯。若能將對他國的態度視同己國，自然不會興兵作戰。墨子相信，只有摒棄私利、推行兼愛與非攻，天下才能真正實現太平。
一如《墨子‧兼愛上》（節錄）所言：
若使天下兼相愛，愛人若愛其身，猶有不孝者乎？視父兄與君若其身，惡施不孝？猶有不慈者乎？視弟子與臣若其身，惡施不慈？故不孝不慈亡有。猶有盜賊乎？故視人之室若其室，誰竊？視人身若其身，誰賊？故盜賊亡有。猶有大夫之相亂家，諸侯之相攻國者乎？視人家若其家，誰亂？視人國若其國，誰攻？故大夫之相亂家，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。
語譯：假若天下人都能彼此相愛，愛別人如同愛自己，還會有不孝的人嗎？視父親、兄長和君主如同自己，怎麼會做出不孝的事呢？還有不慈愛的人嗎？視弟弟、兒子和臣下如同自己，怎麼會做出不慈的事呢？所以沒有不孝不慈。還有盜賊嗎？視別人的家如同自己的家，誰會盜竊？視別人如同自己，誰會傷害他人？所以沒有盜賊。還有大夫互相侵擾家族，諸侯互相攻伐嗎？視別人的家族如同自己的家族，誰會侵擾？視別人的國如同自己的國，誰會攻伐？所以沒有大夫互相侵擾家族，諸侯互相攻伐。
從墨子的觀點來看，「兼愛」不僅是倫理層面的理想，更是一種治國安民的具體手段。他相信，若天下人都能真誠地彼此相愛，不分親疏貴賤，社會將實現以下三項穩定成果：其一，人民之間無爭無盜，民間自然安寧；其二，統治階層不再為私利作亂，政局趨於穩定；其三，國與國之間互不侵犯，世界得享和平。
這種設想看似理想化，卻不無道理。在現實社會中，許多衝突的根源正是源於自利與排他，例如家庭糾紛、社會不公，乃至國際間的戰爭，往往來自於「我群」與「他群」的分界心態。墨子的兼愛，正好對應這一問題。他主張「視人之國若己國，視人之家若己家，視人之身若己身」，嘗試透過放下界線，化解對立，構建一個整體互信的社會。
二、儒、墨的政治觀
墨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張「非攻」，強調一切形式的戰爭皆應加以譴責。他認為，戰爭無論是否出於正義之名，最終都會導致生靈塗炭、民生受損，因此應全面禁止。儒家則不盡相同。雖然儒家也反對濫發戰事，尤其是侵略他國的行為，但對於有明確道德正當性的「義戰」，如討伐暴政，則持贊同態度。
孟子便曾評論商朝末代君王紂王被誅殺一事，認為這是懲罰暴君的正義行動，而非弒君之舉：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」（《孟子‧梁惠王下》）。這番話反映出儒家重視民心與正義，認為凡能解民於倒懸、為百姓謀福的戰事，亦可視為正當之舉。相比之下，墨子則認為戰爭必定「奪民之用，廢民之利」（《墨子‧非攻中》），即使是所謂的義戰，也逃不過勞民傷財的本質，因此予以嚴厲反對。
一如《墨子‧公輸》一文中，便能看出墨子的非攻觀念：
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，成，將以攻宋。子墨子聞之，起於齊，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，見公輸盤。公輸盤曰：「夫子何命焉為？」子墨子曰：「北方有侮臣，願藉子殺之。」公輸盤不說。子墨子曰：「請獻十金。」公輸盤曰：「吾義固不殺人。」子墨子起，再拜曰：「請說之。吾從北方聞子為梯，將以攻宋。宋何罪之有？荊國有餘於地，而不足於民。殺所不足，而爭所有餘，不可謂智；宋無罪而攻之，不可謂仁；知而不爭，不可為忠；爭而不得，不可謂強；義不殺少而殺眾，不可謂知類。」公輸盤服。
語譯：公輸盤為楚國製造雲梯的機械，完成後，將用來攻打宋國。墨子聽說了，就從齊國起行，步行了十天十夜去到郢，見公輸盤。公輸盤說：「你有甚麼指教呢？」墨子說：「北方有人欺侮我，希望借助你殺了他。」公輸盤感到不高興。墨子說：「我願意向你獻上十鎰黃金。」公輸盤說：「我不會違背仁義而殺人。」墨子站起來，再對公輸盤行了拜禮，說：「請讓我談談義。我在北方聽說你製造雲梯，將用來攻打宋國。宋國有甚麼罪呢？楚國有多餘的土地，而人口卻不足。犧牲不足的人口，去掠奪有餘的土地，不能說是有智慧；宋國沒有罪卻攻伐它，不能說是仁；知道這事而不去爭辯，不能稱為忠；爭辯而沒有成果，不能說是強；你奉行義而不去殺一個人，卻去殺害眾多百姓，不能說是明智之輩。」公輸盤被說服了。
在〈公輸〉一文中，墨子前往拜訪著名工匠公輸盤，其實是為了勸阻他替楚國設計雲梯攻打宋國。當時楚國意圖發動戰爭，而公輸盤製造的雲梯將成為攻城的重要武器。墨子得知此事後，認為此舉不義，遂親身勸說，試圖挽救即將面臨戰火的宋國。
在與公輸盤對話時，墨子故意提出一個荒謬的請求，表示自己想殺死那些欺負自己的人，並請求公輸盤幫忙。此言一出，公輸盤立刻表現出不悅，並斷言自己不會做出違背仁義的行為。墨子正是藉此設下圈套，引導公輸盤自己說出「不能違仁義」，再指出他若協助楚國攻打無辜的宋國，正是與其所言的「仁義」背道而馳。這種語言上的反諷與邏輯推理，不但展現了墨子辯才無礙的一面，也反映出他極力反戰的立場。
從這段引文可見，墨子一貫主張「非攻」，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。他指出，楚國疆土廣闊，資源豐富，根本無需侵略他國；而宋國亦無犯錯，不應無端遭受兵災。在墨子的眼中，戰爭會造成民生困苦，亦是對仁義與道德的踐踏，因此必須竭力避免。他不單以理說服，亦從道義出發，試圖令公輸盤自省，最終達致止戰的目的。
除了「非攻」，墨子還提出「尚賢」與「尚同」兩項重要政治理念。「尚賢」主張打破世襲與門第觀念，推崇唯才是用，不問出身，讓真正有能力、有德行者得以任政。他認為「官無常貴，民無終賤」（《墨子‧尚賢上》），即官位不應由身份決定，平民也有機會上位，只要其才德足以勝任。這一觀點背後，延續了墨家「兼愛」的平等精神。與此不同，儒家講求「正名」，主張社會中各階層應各安其位、各司其職。孔子認為名分有別乃社會秩序的根基，強調每個人按照其身分行事，社會方能和諧。
至於「尚同」，則是墨子對統一思想的另一種構想。他認為，社會中的人民應與上級保持一致，而君主的意志又須符合天意，這樣一來，才能消除混亂與爭端，達致穩定的政局。在他看來，思想越是分歧，社會越容易產生動盪，因此強調從上而下的思想統一。
三、儒、墨的經濟觀
除了批評儒家提出的親疏有別的愛，墨子亦對儒家重視的「禮」表示反對。他認為繁瑣的禮制不但令人民煩擾，更容易造成資源浪費，徒增百姓負擔。如《淮南子‧要略》記載：「以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靡財而困民」，正反映墨子對儒家禮制的批判，其出發點乃基於經濟實用的考量。
墨子強調「節用」，提倡節儉務實的生活方式。當時社會貧富懸殊，貴族階層生活奢華，與下層百姓的艱困形成強烈對比。面對此情況，墨子認為人的消費應以維生為本，凡不必要的開支皆應減省。因此，他反對儒家推崇的禮樂制度，認為貴族舉辦盛大祭祀、奏樂、宴饗，都是耗費民力、勞民傷財之舉，主張實施「非禮」、「非樂」政策。
此外，墨子對喪葬制度亦有獨到見解。他提出「節葬」的主張，反對儒家厚葬久喪的做法。儒家認為子女應為父母守喪三年，以示孝心，但墨子則從經濟角度出發，認為長期守喪會拖慢生產、妨礙勞動，對社會整體發展不利。
如同《墨子‧節葬下》節錄：
處喪之法，將奈何哉？曰哭泣不秩聲翁，縗絰垂涕，處倚廬，寢苫枕塊，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，薄衣而為寒，使面目陷陬，顏色黧黑，耳目不聰明，手足不勁強，不可用也。又曰上士之操喪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使王公大人行此，則必不能蚤朝晏退，聽獄治政；使士大夫行此，必不能治五官六府，辟草木，實倉廩；使農夫行此，則必不能蚤出夜入，耕稼樹藝。
語譯：守孝的方法，是怎樣的呢？是哭泣沒有一定的時候，聲音咽塞，披着孝服垂淚，住在守喪時的簡陋棚屋，睡在草墊，枕在土塊上，又相繼強忍着不吃東西令自己飢餓，穿單薄衣服令自己受凍，使面上瘦骨棱棱，面容黝黑，耳朵不聰敏、眼睛不明亮，手足不強勁，不能做事。又說：上層社會的人守喪，必須他人攙扶才能起來，拄着拐杖才能行走，以此方式生活三年。假若遵照這樣的言論，實行這樣的做法，如果王公大人依此而行，必定不能上早朝遲退，處理訟獄、政務；如果士大夫依此而行，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、開墾草木，使倉庫糧食充實；如果農夫依此而行，必定不能早出晚歸，耕作種植。
墨子指出：「死則既以葬矣，生者必無久哭，而疾而從事，人為其所能，以交相利也」（《墨子‧節葬下》），意即死者安葬後，生者應盡快投入勞作，實現各自的價值，才能互惠互利，推動社會運行。墨子以「節用」與「節葬」為核心，主張務實而非形式，反對一切虛浮而耗費民力的制度，展現出其重民生、重效率的思想。
簡單而言，儒家與墨家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：一重人倫秩序，講求情理分際；一講實用效益，崇尚平等節制。兩者在倫理、政治與經濟觀念上的分歧，不僅反映古代思想的多元，也為我們今日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寶貴的比較視角。作為學生，我們不應只熟讀儒家經典，更應放眼諸子百家，培養更全面的文化視野與批判思維，方能在閱讀與寫作中靈活運用，舉一反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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